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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中国
■整理本报记者徐蓓
在由TELL公众演讲会、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联合主办的TELL+JAPAN第三季演讲活动中，来自日本的小林千夏和野村义树讲述了他们与中国的故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的跨越，也让我们相信，中日之间的理解、改变和共赢是可以实现的。
我要从翻译者变成沟通者
■小林千夏
在日本上学时，我有一个“上海虎妈”
我叫小林千夏，是个“80后”，我在上海生活、工作已经有16年了。阿拉是半个上海宁(我是半个上海人)，因为我的妈妈是上海人，我的爸爸是日本人。
我的老家在日本横滨，横滨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所以，我小时候虽然在日本长大，但是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华街上的录像带租赁店，那里有很多中国的电视剧、动画片，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上海一家人》。
每年的寒暑假，我妈妈都会带我回国探亲，我在上海玩得超级开心，又是玩又是吃，导致每次回日本开学前都要疯狂赶日本的《一课一练》作业。
我的妈妈是一个“上海虎妈”，她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成绩至上。从我记事起，我妈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好好读书，动画片没有什么看头，跟同学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你快点回家写作业吧”。我在日本的公立学校上小学，一般下午一两点钟就下课了，同学们都在那里尽情玩耍。女同学在教室里画图填色，当时很流行画美少女战士；男同学则在操场上踢球、奔跑，等天色渐黑了才回家。只有我是班级里的异类，下课后就背着书包匆匆往家赶，因为有繁重的家庭作业在等着我。我妈每天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是要在A4纸上写一篇日记，先用中文写，写好后再用日语翻译一遍。日记的要求是生动描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对此的感悟，还要用上近期学到的好词好句。每天写完这篇日记，就差不多到傍晚了。
记得有一次，因为什么事情我惹我妈生气了，她用手里的保温杯揍了我一顿。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学们，没想到他们一个个脸色大变，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还说要陪我一起去“儿童相谈所”(日本专门维护儿童人权的执法机构)。但是我跟他们解释，我并没有被虐待，打孩子是中国父母管教孩子的一种方式。
这种中日之间的文化碰撞，不仅体现在教育上，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有带便当的习惯，每天日本妈妈都会亲手给孩子做便当，那些便当看上去非常精致可爱。而我母亲给我做的中华料理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一天，我妈给我准备了黑木耳炒蛋，我的日本同学看了就问：这黑色的是什么？是炒塑料袋吗？还有一整条的清蒸鱼，连头带尾的，上面还放着葱姜，这些都是日本同学没有见过的。所以，每天一到中午，我打开便当，班级里的同学都会围过来看，嘴里还说：今天你又带了什么奇怪的便当来？这成了我们班级的一个常规节目。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但是出于本能，我还是希望周围的日本同学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小小的我已经在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
50张照片，反映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
考大学的时候，我立志要远走高飞，于是申请到中国留学。年夏天，我手握着东京到上海的单程机票，快乐得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的格力高公司工作了近10年。30岁那年，我选择成为一名自由翻译。感谢我的“上海虎妈”从小让我做中日文的作业，所以我的中文和日语都很好。但是，在当自由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除了把语言的翻译做好外，怎么才能把中日之间的沟通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我虽然精准地把信息翻译给了对方，但是项目推进仍不顺利，因为项目双方在认知或理解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随着项目的推进，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于是我就想，我要从一个翻译者变成一个沟通者。
年秋天，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中日企业之间的市场咨询。公司成立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一个来自日本某化妆品集团的项目，对方要求我们飞到东京的总部去开一个研讨会，向他们的员工介绍中国的情况。
该集团正在部署未来的全球市场，中国自然是重中之重。但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对中国的了解非常片面，这给业务的推进带来了很多阻碍。为了开好这个研讨会，我们在启动仪式上安排了一个小游戏，请现场来参会的人员每人准备一张照片，用这张照片代表他心目中的中国。
当时来参加研讨会的大约有50个人，他们分别准备了什么样的照片呢？这50张照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天安门广场前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还有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整个色调都是灰蒙蒙的，那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第二类是假的米老鼠、唐老鸭、皮卡丘，还有各种假的公仔人物组成的“山寨游乐园”。第三类是智能手机、支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