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是一部以义和团运动抗击德国殖民者为叙事对象的历史小说；但他显然无意建构一种乐观而流畅的历史图景。
小说介入历史而超越历史，在对历史的巧妙叙事之中，直逼黑暗的人心，将人类不可克服的邪恶、凶暴揭示出来，奏响人在乱世中里的生命绝唱，让人们在恐惧的刑罚里，悲悯、反思人的悲剧境况。
01乱世中的生命绝唱
《檀香刑》是一曲合唱，是“多种声音的奇怪的混合”。
山东民间戏曲艺术的猫腔和火车的声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声音，它们二者之间的交错与消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与矛盾。
山东青岛猫腔戏曲表演，猫腔也称茂腔
猫腔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精神、情感寄居的寓所，它以生动的感性形式象征了来自民间泥土深处富有个性和活力的原始热情。
铁路、火车以及其响彻空间的轰鸣声，象征了域外现代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强行突进的庞大势力。
这种文明形式以武力征服了主流社会后又突入民间，破坏了民间社会的原始稳定的生活形态。
小说里，它像一个影子一样无处不在，小说里张好古的一番话，是对这股力量难以抗拒的最好注解：
“你们那张万民折子，早不知被那位大人当手纸用了！你以为你是谁？老佛爷亲口说了‘万里*河可改道，胶脐铁路不改线’。”
德国人的克虏伯大炮、毛瑟钢枪对于知县钱丁的震撼，以及德国人使用这些武器将马桑镇夷为平地，均表现了域外现代文明的巨大能量和对落后文化的摧枯拉朽之态。
于是，以孙丙为代表的充满血性与叛逆精神的民间生命形式的挣扎与反抗便在所难免。
在小说中，孙丙是作为猫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在他起伏的一生中，他无时不在歌唱：舞台表演，妻儿、乡亲被屠戮时唱的是一曲曲“悲歌”，号召农民奋起反抗时唱的是蛊惑人心的“神坛咒语”，身遭檀香刑时则是猫腔调悲凉凄伤的“常猫哭灵”。
孙丙的整个生命过程在他自身看来就是一出猫腔，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至生命在檀香刑中的终结即是一部有头有尾的人生大戏。
对于孙丙而言，生命与其歌唱艺术是等同的，猫腔对于孙丙的意义实际象征民间传统文化对于农民大众的意义。
孙丙伴之而生随之而死，是民间文化与民间生命相互映衬的极端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丙在明明可以逃生的情况下却甘愿接受檀香刑。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在他看来，残酷而漫长的檀香刑恰是他的“戏剧人生”的最完美结局，以生命完成的戏剧，是达到物我两忘极致的艺术境界必由途径，受刑的过程可以说既是孙丙人格生命的最大张扬，也达到了他艺术生命的顶峰。
这出人生的戏剧显示了民间旺盛生命力的独特韵律和节奏以及禀赋的巨大张力。
但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对殖民者的抵抗终于失败。
在火车与猫腔的交锋中，外来的工业文明以暴力的形式，对猫腔艺术的演绎者进行了肉体上的扼杀。
当猫腔戏子们在刑场上做最后的表演时，万众悲歌，天地同泣，猫腔艺术在临近深渊时也达到了它发展的高峰。
猫腔的声音在登峰造极处嘎然而止，而火车依旧在高密东北乡的田野上呼啸穿行，不知它是否感觉到了这片土地深处如泣如诉、凄婉悱侧的猫腔的声音。
回过头来看，《檀香刑》里的主要人物好似均在命运上做着绝望的逃遁，所有的运行轨迹都指向同一圆心——死亡。
猫腔戏主孙丙充满完成一部“人生大戏”的强烈冲动，沉湎于“蝴蝶是我，还是我是蝴蝶”戏剧幻梦里，将施于己身的残酷刑罚当作是戏剧人生的壮美结局。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孙眉娘执着于没有结果的无妄爱情，她有着超然绝伦的美丽，惊世骇俗的大脚，她的艳丽与风骚像洪水一样盈满了情人钱丁的身心。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县令钱丁，是陷于情欲又想摆脱情欲，在张扬欲望——非理性、压抑欲望——理性的夹缝间进退维谷的人，他的追求、希望、理想以及他的天资、成就乃至生命都失陷于民间与庙堂之间的万丈深渊。
刽子手赵甲表现着人生追求残酷的极致的美的一面，在他心中，杀戮人世间最美丽、最惨烈、最震撼人心的表，魔性的追求导致了魔*的人性，人生欲望最大满足在于他竟是完成一次无上完美的刑罚。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各色人物、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人生悲剧被生命的激情，碰撞出美仑美奂而又奇特怪异的人性光芒，汇聚成一条浩汤的洪流，奔向死亡之门。
死亡既是对生命残酷的戕害，也是焕发生命火焰的最后一瞬。
小说中的各种刑罚，都是通过延长死亡过程、加剧死亡痛楚的方式显示生命存在的真实，而惩戒的力量也来自于对这种真实的凸现：
欲望的罪恶、生命的脆弱、此生的痛苦、死亡的折磨，生命不过是痛苦的奔向死亡的过程。最后，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演绎着生生死死的舞台上，人们不约而同地一起奏出生命的绝唱——檀香刑。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檀香刑是孙丙猫腔人生的绝唱，而它却是对民间自由自在的生命形式和原始朴素、舍生取义的生命本质的激情礼赞。
02重刑里的悲悯反思
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六次行刑过程，演绎了五种不同的刑术，分别是：
赵甲目睹了“舅舅”被刽子手“斩首”；盗卖咸丰帝的七星鸟枪的太监小虫子被用“阎王闩”处死；盗皇家银库银子的大嘴库丁被“腰斩”；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被割肉五百刀“凌迟”；参与维新运动的戊戌六君子刘光第等人被“斩首”；抗德的英雄孙丙被“檀香刑”钉在升天台上。
此外惨遭刑戮的还有在皇陵拉屎打兔子的“蚁民”，及咸丰七年的其他库丁们——被“用烧红的铁棍捅进谷道，活活地烫死。”
洋枪洋炮已经打进国门了，洋人已经在中国境内大肆屠杀中国人了，然而以慈禧、袁世凯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阶层还在精心研制对付大清子民的刑术。
外敌已把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手段一眼看穿了，才敢如此嚣张跋扈：
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治的精髓。
作为大清第一刽子手赵甲这个人物的命运是悲哀的，他是刑术*治的牺牲品。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赵甲并非出于生存的需要才对酷刑格外珍视，也并非因为长期刽子手生涯导致的心理麻木才使他格外冷酷，而是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之后的自觉追求才使他达到刽子手的最高境界的。
最初为糊口活命而混迹于刽子手行当，多年的耳濡目染，最终成为这个行当里大师级的人物，多年的历练使他泯灭了人性，丧失了人类应有的同情、悲悯、喜怒哀乐等正常人的情感。
行刑时，“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一根根的骨头”。
他闻到血味会兴奋，回味，自得其乐，亲手杀死人的四十四年的行刑经验磨练出了赵甲病态的“职业操守”，他认为只有让行刑的过程无比完美，才是对受刑者最大的尊重，每一次行刑都被他当做展示自己精湛技艺的精彩表演，他希望这种表演是声色俱全的。
在凌迟处死钱雄飞时：
“让他感到美中不如的是，眼前这个汉子，一直不出声号叫。这就使本应有声有色的表演变成了缺乏感染力的哑剧”。
血肉模糊的场面已经刺激不了他的神经，受刑者的怒骂哀号已唤不起他的同情，他甚至不愿让受刑者早死：
“他完全可以将钱尽快地草率地处死，但责任和他的道德不允许他那样做。他感到如果不割足刀数，不仅仅亵渎了大清的律令，而且也对不起眼前的这条好汉。无论如何也要割足五百刀再让钱死，如果让钱在中途死去，那刑部大堂的刽子手，就真的成了下九流的屠夫”。
他是大清律法的自觉承担者，在他的眼里，大清律法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
他将这种人所不耻的工作视为一种神圣的荣耀，他以能够在退休之后再被委以重任——给孙丙施刑而兴奋不已。
《檀香刑》歌舞剧剧照为了不辜负这份神圣的工作，他创造性地制造了檀香刑，他进行了实验，精益求精。看看他对檀香刑的“赞美”吧：
“（欧洲的木桩刑）不过是用一根劈柴把人钉死而已。咱家要让你见识见识中国的刑罚，是多么样的精致讲究，光这个刑名就够你听一听：檀——香——刑，多么典雅，多么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这样的刑法你们欧罗巴怎么能想得出！”
在残酷的刑罚过程中，他能够将冷静的智慧和残忍的疯狂高度融为一体，他是在惩罚罪犯，更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愉悦、兴奋和满足的极度高潮，他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
他认为给孙丙施以惨无人道的檀香刑是孙丙“前世修来的福气”，可以“千秋壮烈，万古留名”。
赵甲对酷刑的沉迷透露出人性的黑暗和人存在的悲剧性质，但这种对刽子手及其酷刑的叙述是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
因为真正的大悲悯不是避开罪恶和残酷，也不一定是多愁善感的软心肠，而是正视罪恶、残酷，把它从人性、人的存在里边狠狠地抓出来进行拷问。
莫言在小说中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揭露丑恶和肮脏的民族伤疤，对令人发指的酷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控诉，对民间疾苦寄托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思想情怀，引发读者对那一段历史再度给予深沉的反思。
正如他自己所说：
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