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了五种不同的刑术：斩首、阎王闩、腰斩、凌迟、檀香刑。
在一次次剥示这些刑罚变异本质的同时，莫言又以浓郁的体恤情怀，反思了人性中丰富与复杂的内质，并将这些内质投置在亲情与欲望之中，以种种撕裂的方式，使它们不断地处在自我煎熬与自我折磨的矛盾状态。
它表现在作品中的，是一个个鲜活异常、性情激昂的生命个体，在面对残酷的刑罚时，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突围表演，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01人性在亲情中的撕裂
小说中的三个重要角色孙丙、赵甲和钱丁，通过眉娘这一特殊的纽带，分别变成了亲爹、公爹和干爹。
尽管这“三爹”在伦理关系上还显得有些暖昧，但这种特殊的角色身份，使他们构成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亲情关系。
在小说中，他们也的确不时地体现出这种亲情意味。
比如，身为高密县知县的钱丁在薅了孙丙的胡须后，慨然给了他五十两银子，让他开个茶馆营生；他一次次地放走孙丙，固然心存一份民族正义的信仰，但谁又能否认其中亲情的作用呢？
赵甲给孙丙精心地实施檀香刑，虽然有着权力的强大盘压，有着自我刑技标榜的意味，但他临刑前对孙丙的那番话，也确实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
“孙丙，亲家，你也算是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的人物，尽管俺不喜欢你，但俺知道你也是人中龙凤……只有这样的檀香刑，只有这样的升天台才能配得上你，落到咱家的手里，该着你千秋壮烈，万古留名。”
这些情感，都浸润着传统亲情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人性中自然而质朴的温馨力量。
遗憾的是，这种情感的生发不是处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下，而是被强权势力逼压后的被动分裂，是酷刑面前的一种你死我活、凸显各自人生价值的利用关系：
赵甲企图通过孙丙来完成自己作为大清第一剑子手的完美形象；钱丁希望利用赵甲的特殊身份和孙丙的生命代价，来保全自己的生存之位。
无论是钱丁还是赵甲，放在人生第一位的，都是被皇权所同构了的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社会角色属性已完全扼杀了亲情关系。
莫言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以平面化的方式来草率地处理这种关系，而是让人物不时地处在种种亲情的撕裂过程中。
他一方面不断地寻找着伦理道义上的种种安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亲手扼杀这些道义的生长。
比如，孙丙起初纯粹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当德国人杀死他的妻子、孩子，并血洗马桑镇之后，他开始了复仇之旅。
在他被捕之后，却又坚守中国传统民间英雄的节操，拒绝替身，蔑视最残酷的檀香刑，要让自己死得大义凛然。
作为大清第一刽子手，赵甲的自我价值追求是达到刽子手的最高境界。
在他眼里，人只是“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区别。
所以，当儿媳孙眉娘可怜巴巴地问赵甲是否真杀他爹时，口称“是亲三分向”的赵甲认为用最残酷的刑具钉死孙丙是他的福分。
钱丁更是一个矛盾体，他一方面有一个父母官的基本品德，一方面不得不屈从官场权势。
为保住自己的生存之位，他不得不把孙丙押上刑场，最后不忍看到受刑的孙丙遭罪，冲上刑台，拿起匕首刺进了孙丙的胸膛。
这种种亲情关系的毁灭，体现出来的实质是强权盘压下的人性溃败，是亲情力量在面对酷刑时的脆弱不堪。
02人性在欲望中的撕裂
伴随着这种亲情撕裂的过程，还有人性在欲望里的撕裂。
莫言以饱满的激情叙写了眉娘与钱丁之间的爱情，它充满了情与欲的力量，展示出生机勃勃的原始的人性状态。
在眉娘身上，它是风情万种，天然率真，无所畏惧，执著不懈。
为了爱，她舍尊严，受嘲讽，上求神仙，下求屈辱，完全是一副无怨无悔的野性之美，是民间文化培植下的，没有遭受任何世俗污染的生命形态。
在钱丁身上，它是食、色、性的高度融合——肥美的狗肉、醇香的*酒、漂亮的少妇，消*的爱欲，将他全部的生命打造得蓬荜生辉，青春焕发。
小说非常精细地描绘了他们在欲望状态下的煎熬情形：
眉娘一次次地在月光下赤身游走，通体都散发着情欲的热气；钱丁在得不到眉娘时，便病倒在床，而眉娘一旦出现在眼前，立即复活过来。
来自民间生命的魅力——眉娘的爱情是激活钱丁生命力量的源泉，眉娘的天生丽质以及她在追求个性自由和美满爱情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是钱丁梦寐以求的抚慰他疲惫心灵的港湾。
他俩依托着坚实而强大的欲望基础，以非理性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地冲击着极为森严的道德律令和伦理规范，冲击着官与民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带着叛逆者的意味。
投入民间，是钱丁对自我已然麻木身心的拯救，但救赎、到达自由自在的彼岸世界的过程却是一个生命毁灭的过程。
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当酷刑的淫威胁迫到自我生命的存在时，这种非理性的、闪耀着生命最为生动的光华，便迅速被遮蔽。
钱丁始终俳徊在原配夫人和眉娘之间，他形容自己的夫人与眉娘：“一个是冰，一个是火。”
双重的道路使他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在经过漫长的心路历程之后，他义无返顾地投向火焰之中。
而眉娘由爱而生恨，最后在万般无奈下杀了赵甲后逃跑。
两人都彻底地被推向生命的两难境地，被推向无奈而又无助的欲望刑场。而造成这种欲望撕裂的幕后黑手，依然是强权意志对人性本能的摧残。
03酷刑中的人性审视
《檀香刑》在展示一场场刑罚时，实际上也通过一些重要的犯人，将人性中应有的道义与尊严义无反顾地推向了刑场。
从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到孙丙，以及义和拳成员、朱八等猫腔戏班子成员，他们都表现出舍身取义、视死如归、彪炳历史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性的道义，正义的复归。
他们代表着一批民间精英分子的人生理想——对良知和气节的极力维护。
但是，他们的行为，在残酷的刑罚面前，却只是一种血色记忆，既失去了其自身所应有的历史作用，也失去了人性的本质力量。
这种人性的撕裂与溃败，体现出来的是权力话语对伦理话语的强制性盘剥，是对人性光辉的无情嘲弄和疯狂吞蚀。
这种情形在钱丁的生命际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个在封建传统文化浇铸下的一个知识分子代表，他既能文又能武；既有深厚的传统智慧，又有一定的开放胸襟。
可悲的是，腐烂的*治环境不仅没有给他提供这种人生的诗意空间，反而将他推向了另一种刑场——良知和道义的刑场，使他不断地遭受着各种精神的酷刑，忍受着各种人性价值被撕扯的痛楚。
他对清朝的皇权体制有着清醒的认知，认为：
“这大清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太后擅权，皇帝傀儡，雄鸡浮卵，雌鸡司晨，阴阳颠倒，黑白混淆，小人得志，妖术横行——这样的朝廷，不完蛋才是咄咄怪事！”
但是，忠君思想与效命朝廷的理想又迫使他无法做出反抗。
他的内心中有着强烈的道义力量和为民请命的生存理想。然而，他那在皇权体制中培养出来的胆小怯儒的个性，又使他不可能旗帜鲜明地展露自己的人生信念。
所以，当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孙丙被送上刑场，情不自禁地叹道：
“余不得不承认，在这高密小县的偏僻乡村生长起来的孙丙，是一个天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进入太史公的列传也毫不逊色的人物，他必将千古留名，在后人们的口碑上，在猫腔的戏文里。”
与民间土生土长的孙丙相比，他只能自叹弗如，羞愧交加。他是另一种意义的悲剧代表，体现出理想与正义被强权掏空后的尴尬和绝望。
小说中，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钱丁）是一个坦率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不趋炎附势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
这种“不识时务”恰恰表明他那心灵深处尚未派灭的人性之光，也是他最后终于在绝望中走向反抗的精神支撑。
小说是一种叙述生命的艺术，哪怕是其中的一颗雨中的白菜，都必须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
对于沉浸在强大的民间文化氛围中的《檀香刑》来说，这种生命内在的鲜活与丰富，显得至关重要。
《檀香刑》的成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人性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有效表达中。
它以人性撕裂的尖锐方式，将叙事不断地刺入深远而广阔的历史文化中，在鞭挞与诘难的同时，表达了莫言内心深处的那种疼痛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莫言的《檀香刑》看似残酷，但残酷的背后，却有着强烈的体恤之情——那是对生命中血性之美的关爱，对人性永不朽灭的伟岸精神的膜拜。
因为真正的大悲悯不是避开罪恶和残酷，而是在罪恶和残酷里，把人性抓出来狠狠地进行审视与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