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0月，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收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枚纪念章。70年前，22岁的孙群英随40*师奔赴朝鲜战场。她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志愿*文化教员，给志愿*战士补习文化知识。她曾给许长福、杨根思等特级战斗英雄上课，更是尽自己所能让很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变得能够读报写字了。
深秋的北京，五彩斑斓。11月2日，记者来到朝阳区大屯的一处民宅中，见到了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说起70年前的那段光荣经历，老人的记忆力惊人，十分健谈，说到有趣的事，自己先笑起来。她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虽然我没有看到战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可是我深切感受到了志愿*刻苦学习的精神。”
孙群英收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枚纪念章
放一枪，飞机来了；放两枪，飞机走了
孙群英手捧前两天收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时百感交集，同时又有点懊恼，“我想去照相馆照个相，可是这两天脚疼，贴膏药也不管用，走不了路也出不去。”
孙群英年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后来上的新式学堂。“我的太爷老、外祖父都是进士，我妈妈也读过书，她主张我从小就要读书。小时候家里就剩我一个孩子，我妈也给我请个先生”。她读五年小学、三年初中的时间，正赶上八年抗战。上初三那一年，日本投降。高中三年，又赶上解放战争。高中毕业时，解放*进中原，她毫不犹豫地参了*。在部队里，她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
一直以来，见到孙群英的人第一句话都会问：您上朝鲜打过仗吗？孙群英总是笑笑，“没发我枪，我一仗没打过。”对方更加好奇，“那发什么了呀”？“发我一盒粉笔、几本书，让我去教战士学文化”。在孙群英记忆里，年10月，第一批入朝的分别是38*、39*、40*、41*。她所在的40*“第一次赴朝时除了医护人员，没有带女同志”。
孙群英回忆当年的经历，如数家珍。刚开仗时美国联*司令麦克阿瑟曾经骄蛮地宣称圣诞节“要饮马鸭绿江”，意思是要打过中朝边界打到中国来。
“志愿*一出国作战，美*不仅节节败退，还三易主帅。我们中国*队就是一个彭德怀元帅，那时采用诱敌深入，打夜战，打阵地战。”“当时美*在前线经常投放传单，可是好多战士文化水平特别低，不认识字就把传单给捡回来。那时就提出要‘国防现代化，战士们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基于此，年7月，部队再次兵赴朝鲜，这一次带了女同志，22岁的孙群英被挑中，跟随40*师从丹东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志愿*文化教员。
孙群英记得特别清楚，去朝鲜都是夜里走。那时美国飞机白天、夜里不断来轰炸，目的是封锁我方的运输线。“美*还放话说‘战场上我打不死你我饿死你’。我们坐着大卡车开上桥，大卡车开的时候有响声，司机听不到飞机的声音，而且夜里行车要开车灯，飞机来炸怎么办？志愿*就在山上设置岗哨，听见飞机要来了，放一枪，表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快把车灯关了，熄了火停在原地。等听到岗哨放两枪，表示飞机走了，再接着往前开。”一路都有岗哨，沿途还有兵站，她记得到朝鲜“起码要走两个晚上，夜里走，白天不走，中间在兵站待一天”。
在朝鲜战场上孙群英收获了爱情
过去只会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孙群英在朝鲜时教的学员主要是连排干部，他们总共十个文化教员，其中三个是女同志。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怎么摸底？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全问一遍：“你认识字吗？”“认识几个字啊？”她记得当时好不容易听到一个人说“我认识13个字”，特别高兴，赶紧问“认识哪13个字啊？”对方回答：“1，2，3，4，5，6，7，8，9，10，加上我的名字，一共13个字。”
“有的不识字，有的认识几个字，有的还能看报能念一篇文章。”文化教员就根据摸底情况给他们分班：“一个字不认识的分到初级班，能看报纸的分到高一点的班”。
为保证打仗、学习两不误，志愿*们以轮训队的方式进行学习，“留一个抽一个，这次排长来下次副排长来，这次连长来下次副连长来，一次抽一百多人上课。”当时没有教室，都是在防空洞里上课。防空洞挖得很深，上面搭的枯枝树叶作为掩护。隆隆的炮声是常有的，上课时还要警惕敌人的袭击。
战士们管上课叫“集团出队”，每个班选出分队长值日，一值值一个礼拜。教员进去刚走上讲台，他就喊“起立”，接着喊“出队，应到多少人，实到多少人，报告完毕”。然后教员还礼说“坐下”，开始上课。直到现在，孙群英一想起来都会笑，“有一个分队长有点结巴，每次喊起立时他就说‘起起起起～立了’，我特别想笑，但又不能笑，就赶快扭过头去擦几下黑板。”
为了让志愿*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汉字，文化教员还带去了单独为志愿*编写的教材。孙群英记得很清楚，“一个叫祁建华的人编写的《速成识字法》，把一到六年级的几百个生字集合，连排干部在三个月内读完，就达成高小毕业的水平。”讲课时，孙群英先把书里的生字针对不同人的程度挑出来分别让他们认，“今天张三、李四要认什么字，就发什么字，每人一天都要认几十个字。”直到他们把所有的生字认完，再把书发给他们，让他们念课文。认了一些字以后，她还会加入一些造句、背成语的文字训练。
有一次，孙群英跟战士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忽然想起他们对“何必”、“何况”两个词总是分不清，赶紧又给他们讲了讲这两个词各自是什么意思，然后让他们像在课堂上一样口头造句。有个战士站起来就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很苦，一天三顿高粱米，连馒头都吃不上，何况饺子。”另一个接着说：“抗美援朝是打仗，何必讲究生活？”看到战士们领会了词意，孙群英发自内心地高兴。
当时一个班有三个教员，一个主讲，两个辅导，“我讲完了课，让他们自己写字，两个辅导教员就看着，检查他们写得对不对。”到了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当时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一个班只发一根蜡烛。“一根蜡烛要用两个晚上，得节省着用，一晚上只用半根。”志愿*战士学习非常刻苦，后来连蜡烛都没得用了，“战士们就点上一个带油性的松树枝，一手拿着松树枝，一手拿着书念，每个人一天要点十个松树枝，才能度过晚上的学习时间。”
孙群英印象深刻，师有一个叫杨树华的副排长是神枪手，他曾经创下“一枪打死两个敌人，两枪打死四个敌人”的纪录，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可是他不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钢笔都不会拿。她笑着模仿，“连里奖励他一支钢笔，他用大把攥的方法拿笔，我们个别辅导了他好长时间，才学会写自己繁体字的名字。”让孙群英格外自豪的是，“他后来三个月认识了几十个字，过去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烤白薯
在朝鲜的生活非常艰苦，文化教员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十点来钟吃一顿，下午三四点钟吃一顿，“我没吃过炒面，吃的高粱米，一人一块咸萝卜干当菜。有时候能发一块咸鱼干，那就是最好的伙食了。”孙群英记得“吃过一次饺子”，是用缴获的美国肉罐头做的肉馅儿，再从老乡那儿买几个南瓜、窝瓜和成了馅。“以班为单位，各自去把肉、馅、面领回来，各班自己包。”
孙群英和另外两个女同志一起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开始听不懂彼此说话，她们就靠比划。“比如要借个剪子剪头发，不会‘剪子’这个词，同伴就在旁边提起她一缕头发做剪刀剪头状，老乡就明白了，摇摇头，我们也知道是没有的意思。”
在孙群英的记忆里，当时朝鲜一个村里根本就看不见一个青壮年，都是小孩和老人，什么活儿都是妇女干。“她们生活特别简单，而且特别能干。冬天特别冷，晚上给学生辅导完功课，我们从教室回来碰见站岗的妇女，都亲切地向她们打招呼，她们齐声说‘女同志辛苦了’。”
有一件事让她至今难忘。有一天大家吃完早饭都去上课了，可是她那天肚子疼，特别难受地躺在炕上起不来。房东大姐看见她一个人躺在那儿，过来关心地询问，孙群英满脸痛苦地指了指肚子，大姐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没想到大姐又回来了，还特地给她端来了吃的，“哎呀，这么两块烤白薯，切成手指厚的片，烤得两面焦*，热乎乎的，又香又甜。那是她能拿出来的最好吃的食物了，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烤白薯。”
她反复讲到一次在轮训队里发生的事。朝鲜的住家都没有床，干什么都是席地而坐。大家回去要把穿的鞋脱在门外，进门就是地席，被子、褥子叠好了靠墙放着，晚上拿出来铺盖，白天再摆回去。有一次一个战士想要进老乡家里去拿他挂在墙上的背包，一时偷懒没脱鞋就踩着席子径直走了进去，被别的战士看见了。当晚开会他就受到批评：踩老乡炕席，违反了群众纪律，他也检讨了自己。检讨完以后，他一想起美国人四处说我们是侵略者，很是气愤难平，“美帝佬说我们是侵略者，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侵略者？”
当时的朝鲜老百姓特别拥护志愿*，老乡家里都很穷，粮食不够吃，志愿*有剩的高粱米就支援给他们吃。孙群英她们住在老乡家里，关系也都很融洽。朝鲜老大娘看见她们那么年轻，都会关心地问家里的情况：你有爸爸吗？你有妈妈吗？有一次住一起的女伴扎了两小辫儿，下边用白头绳儿系着，老大娘就提着她这个白头绳表示疑惑，意思是询问“系个白头绳是不是家里有亲人去世呀”，她们笑着摇摇手，老大娘才安心了。
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
被高射炮给打下来
文化教员们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最险的一次，在离孙群英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炸了，土砾溅覆了她一身。后来志愿*有了苏联支援的高射炮以及自己的高射炮，战斗力大增。她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被高射炮给打下来，“打下来以后，那个飞行员跳伞了，战士们扛着枪冲过去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一会儿俘虏被带了过来，战士们想让文化教员帮着审问，“可是我们几个没有人会说英语，我只记得几个简单的单词，也没办法跟他对话。”
她印象很深，那个飞行员坐那儿也不当回事儿，还拿出口香糖来吃，后来只好把他送到俘虏营。负责管俘虏的都是清华大学一些报名参*的大学生，她听人说起过，“美国*队规定，没子弹了、和上级失去联系、没有食物了，以上三种情况遇到任何一种，都可以交枪”。而且美国俘虏“老问什么时候吃肉，一听说吃肉就特别高兴”。
在朝鲜当文化教员期间，孙群英还回国参加了一次运动会，这让她尤为难忘。“那时志愿*在沈阳开运动会，每个*都要出排球队，男排、女排，还有篮球队，男篮、女篮。打仗期间平时谁也不会打球，大家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谁有这个特长。于是就挑高个儿的，就把我给挑去了。可一上篮球场，我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球也接不住，往篮球场一站像个傻瓜似的。”结果就让她作为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负责运动员的生活，“去买买冰棍儿，送送水”。
她印象深刻，“晚上不比赛的时候，就看京戏，看电影，看话剧。晚上还开舞会，跟苏联专家见面。上面还下了命令：苏联专家请你们谁跳舞，不得拒绝，拒绝就是犯错误。我不会跳舞，一看见有苏联专家站起来往我这边看，吓得我赶快就俯下身子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心想可千万别挑到我。”
我还是当教员吧
朝鲜战场给孙群英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还让她收获了爱情。“他们给我介绍个对象，他在炮团里当*委，当时还闹了个笑话。”那时候轮训队一期课程结束后，要先去机关报到，然后再换一批学员。“有一次我到市里去开会，干部科的科长对我说：你教得不错，战士们反映都挺好。我就让科长帮着征求意见，看看自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他一听就说：意见嘛倒有一条，战士们反映你这个教员有个毛病，正上课呢，一听见打炮就发愣。我心里说没有这事儿啊，可是也不好当即就否认。”看到她愣在原地，科长绷不住笑了，“他一笑我才明白，因为我刚认识的对象在炮团，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两人只能“通过几封信，见过几次面”互相交流。
年9月，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时，上面要派顾问团去支援越南，这次抽中了孙群英的爱人毕庶模。“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上越南去能不能结了婚再去，带着家属去。”师里同意了，孙群英被调到机关里，那段时期见面的机会增多了，不久后两人申请结婚。“当时要等师*委的审查，我们就比其他人早了几天回国，先到北京总*治部去报到。他们说你们没来过北京，先去玩几天吧。”孙群英与毕庶模结婚后，又接到通知说不派顾问团了，就这样，毕庶模分到总*组织部，孙群英分到总*宣传部。
年孙群英面临转业，她原本有机会去第一机械工业部，“我那时就想我没学过机械，也不想去。我就想在朝鲜那些拿农具干活的战士我都能教会他们写字，我还是当教员吧。”她去找领导，领导一听挺奇怪，还劝她，“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别人都不愿当老师，怎么你就想去当老师？”
年5月，她如愿分到北京女四中（现在的陈经纶中学）教书。校长问“你能教什么”。她说“教语文行，教历史行，教*治也行”。校长很干脆，“现在缺个语文老师，你就教语文吧”。孙群英笑言，“我就这样教了一辈子书”。55岁她该退休时正赶上学校分不来老师，孙群英又“超期服役”了八年，直到63岁才离开讲台。
很多学生都知道孙群英老师抗美援朝时上过朝鲜，大家都有个同样的感受，“孙老师性格开朗，她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孙群英在女四中带的第一届学生如今都已变成了古稀老人。
让学生陈丽珠特别感佩的是，“一打电话，九十多岁的孙老师能跟我说一个多小时”。直到现在，75岁的翟金丽都会用朝鲜语完整地唱出《道拉吉》《金达莱》，“我现在都记得孙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的样子，她用河南口音带着我们念《琵琶行》，每读一句，我们就想笑，下了课还学她。”
前两年孙群英生了一场大病，医院被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家人都打算动手准备后事了，她又被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临出院时她口占一首打油诗：耄耋之年疾病多，忽得疾症气将绝。命悬一线送安贞，安贞美名已远播。医术精湛医德好，治病救人办法多。医护人员齐努力，*门关前抢回我。孙群英嘱咐女儿打印出来送给医生表示感谢，没想到“主任、护士，每个人都拿着纸来跟我照相”。
内容来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