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作为未来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从诞生开始，就有着超高的“人员配备”——方面军总指挥是未来的老帅徐向前；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是王树声，第十二师师长是陈赓，而第十二师下面的三十六团团长则是徐海东。
光一个红四军团就出了一个老帅，三个大将，堪称将星云集。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王树声。
在红四方面军成立前后，敌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兵力激增，多达15个师。蒋介石窜
到武汉，策划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因而，红四方面军一诞生，就决定主动进攻敌人的重要据点——黄安，严惩卖国贼蒋介石，打乱敌人的“围剿”迷梦。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靠近鄂豫院根据地中心的最大前哨基地，驻有重兵一整师。
敌师长赵冠英绰号“赵瞎子”，是反共急先锋，活似一条毒蛇盘踞，威胁着苏区的门户。
所以，红四方面军初试锋芒，就决意“打蛇先打七寸”，给敌以当头棒喝！
攻打黄安是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盼望已久的心愿。
在4年前的黄麻起义时，王树声他们曾为捍卫新生的黄安革命政权进行过殊死搏斗。为此，许多亲密的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只有部分人员九死一生，杀出重围。
现在好啦，王树声欣喜地想：真可谓“天赐良机”。驻守黄安城的敌头目，不是“外人”，恰是当年突袭黄安城的急先锋、营长赵冠英。
也正是因他那回“杀灭”革命军民立下“大功”，而被蒋介石加官晋爵，提拔重用为师长，今又派为敌南线前哨基地的司令，驻扎在了鄂豫皖根据地中心的门户。
但那次黄安城争夺战中，革命军也给这个凶残的恶徒留下了一点小小的教训——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所以，革命军民从此再不提他的本名，而只呼他赵瞎子了。
同时，围着赵瞎子滴流乱转的，也大多是当年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而今变为“铲共团”团长的朱继之等一帮刽子手。
在研究部署攻打黄安的作战会议上，王树声积极请战，要求担任攻城任务，活捉赵瞎子。
然而，徐向前经过再三考虑，把主攻任务交给了陈赓的十二师。让王树声率十一师担任打援。王树声没抢到主攻任务，心里感到有点不痛快。
徐向前耐心地对他说：“打援，是我们这次战役成败的一大关键。阻断了敌人的援军，就等于扼住了赵瞎子的脖子，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再说，你是本地人，有地形熟、民情熟的有利条件。”
徐向前的音调虽依然平平和和，可王树声听来，却深感字字千钧，责任重大。
深明事理、赤胆忠心的王树声蓦地站起来，郑重表态说：“保证完成任务，我愿立下军令状！”
徐向前微微一笑，注视着王树声说：“我不是孔明，你王树声也不是马谡，‘失街亭’的历史悲剧，我们红军不会重演了。出发吧，全军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定会大功告成的！”
“得令！”时年才26岁的王树声高兴地喊一声，扮一个“小鬼脸”转身而去。
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刚刚建立的第三天，为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而发动的气势磅礴的“黄安战役”打响了！
王树声率领所部，在黄安城独立团和麻城赤卫军的协同配合下，于当晚就开始了行动。
他们斗志昂扬，一路上击溃了沿途强敌的拦截，不到一周，就先后夺下赵瞎子最敏感、最要害的高桥、桃花两镇，全歼守敌一个团，首战告捷，不负众望。
但王树声“知己知彼”，丝毫没沾沾自喜于这一胜。他清醒地意识到，对如此关系全局成败的大规模打援，自己生平还是头一次；随之将反扑过来的敌人，不止一个连、两个营，而是成团、上旅、整师，甚至不仅一个师。面对这般严峻形势，他怎敢掉以轻心？
因此，王树声攻克高桥、桃花两地后，即不顾艰辛，攀山越岭，观察地形，细研敌情，亲率战士们连夜苦干，在高桥和桃河的周围山头，构筑了数道如钢似铁的防线，擦光枪、磨快刀，严阵以待。
果然不出徐向前总指挥所料。赵瞎子一听高桥、桃花失落，当即打了个寒战，顿感仿佛有一条绳索套上了自个儿的脖梗，浑身不自在。
他暴跳如雷，传下急令：“快派两个团出城，把高桥和桃花再给我拿回来！”
可事情哪有赵瞎子吼一嗓子这么容易呢？
他的反攻大军出城不远，就受到围城红军的迎头痛击，虽死命猛冲多次，也未能越雷池一步，不但损兵折将，反而招到红军乘胜挤压，丢掉城郊不少战略据点，被包围得更紧更牢了。
粮弹供应断线，出城反攻碰壁，军中怨声渐起，赵瞎子也开始心慌了。但他却强作镇静，自吹自擂，为自己壮胆，为部下打气：“怕什么，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
12月7日，宋埠之敌出援了，并且一下就发兵两个加强旅。王树声暗自思忖：敌人不惜重兵，来势汹汹，意在决战；而被围之敌，也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攻城尚待时日。因之，决不能上当受骗，与援敌死打硬拼。
于是，王树声采取了挫其锐气，磨其实力，寻机痛打的战术，先在大、小峰山头第一道阵地，给敌以一定杀伤后，即主动转移到五云山一带较为有利的第二道阵地。
当天晚上，桃花镇遂落入敌手。
敌得意忘形，拂晓再攻五云山。王树声顺风使舵，“看客上菜”，又给了骄敌一点“甜头”——抵挡一阵后，佯装败北，撤至蟑山更为有利的第三道阵地。
这下可把赵瞎子乐坏了。他一得讯，就摇晃着电报，趾高气扬，到处嚷嚷：“我早就说了嘛，徐向前、王树声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板眼。他想卡老子的脖子，哼，没得门！”
敌人援军吃“软柿子”吃上瘾了，真以为王树声不会打仗，在拿下五云山后，又得寸进尺，再犯嶂山，梦想“活捉王树声，捞个大奖赏”。
这第三个回合，王树声可就再不假扮“绵羊”的角色了，而是如雄狮般亮出了真本事，指挥他的钢铁部队，分两翼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包抄反击，越打越硬，一鼓作气“吃”掉了敌人一个多团！
吓得狼狈逃窜的残余敌人，不但乖乖“归还”了桃花镇，还留下了接济赵瞎子的几百担军需品，成了“晋见”红军的“厚礼”！
再说围城红军，也另有制敌高招。他们抓住敌援军惨败，赵瞎子一蹶不振，内部困难日益加剧的良机，对守敌不停顿地展开了军事打击与政治宣传双管齐下的强大攻势。
特别是政治攻心，对那些粮弹将尽、饥寒交迫、困守无望、为长官卖命，却又经常挨打受气的下级官兵，更是触动心弦。不少富有正义感的小军官和士兵，幡然悔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縋城投奔了红军。
唯赵瞎子顽固不化，困兽犹斗。他死死抱住仅有的一根“救命稻草”——电台，一刻不停地向四外紧急呼救。
驻黄陂、宋埠之敌，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遂拼凑了四个旅，于12月18日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再次向桃花镇猛扑过来，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
王树声心里有底，这回该是决战决胜的时刻了。
他也就指挥部队，以硬打硬，与敌展开激战。这时候，只见冲锋的敌人一群群滚上，又一片片倒下；防守的红军，也有不少壮烈献身。
敌众我寡，不宜死守一处，更不宜浪战。为保存有生力量，王树声在鏖战后的次日，忍痛撤出桃花和五云山等地，仍将主力转移到第三阵地嶂山。
但打疯了的敌人，死缠不休，又在优势炮火助攻下，直追上来。
王树声和他的广大战士都清楚，这是此次“打援”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黄安城能否攻下，当在此一举。
王树声雄立阵前，声震大地：“是时候了，同志们，狠狠打呀！我们人在阵地在，寸步不退让！
“嶂山是我们的命根子，决不能叫敌人夺去。拼命打呀，同志们！”
红十一师战士，在师长的鼓舞和指挥下，抱定视死如归的决心，与顽敌拼搏格斗，杀得天昏地暗；就连炊事兵也抡起扁担、菜刀，与敌人打成一团。
突然，一股敌人越冲越快，狂呼乱叫，从右侧逼近了王树声的前沿指挥所——米！米！50米！
就在这千钩一发之际，“嘀嘀嗒”军号陡响，“呼啦啦”红旗猛展。
徐向前总指挥亲率三路劲旅，如天兵飞降，以风雷闪电，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展开了锐不可当的攻击。
王树声和红十一师战士，顿时精神百倍，力量无穷，欢呼雀跃着，和增援的兄弟部队，汇成了一股股火红的铁流，滚向丧魂落魄的残敌，直杀得他们溃不成军，再无反扑的余力！
黄安城里，在敌人二占桃花、炮轰嶂山、短暂得逞的这会儿，原已被红军勒得奄奄一息的赵瞎子，忽以脖劲一松，又神气活现起来，声嘶力竭叫着：“援军已到，快快夹攻！”忽然，一声桃花再败的“丧报”，如五雷轰顶，将他击成烂泥！
12月22日夜，在发起黄安战役的第43天，红军开始了最后的总攻。
一支支突击队飞速前进，直扑黄安城头。内部众叛亲离、外部援兵无望的赵瞎子，眼看黄安难保，于是混迹在乱兵之中，仓皇逃命。为了蒙混过关，他让副官装扮自己，当了替死鬼。
当赵瞎子一伙逃到王树声所部打援的阵地高桥河一带时，被当地的群众发现了，并将其死死缠住。
闻讯赶来的王树声，见敌人还在负隅顽抗，直接一枪先结果了“铲共团长”朱继之，又一扑，狠狠地卡住了赵瞎子的脖子，活捉了这个罪贯满盈的家伙。
黄安战役，这幕由徐向前总指挥精心导演，以王树声等红军诸将士任主角、通力合作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所取得的成功，其意义深远。
它是鄂豫皖红军攻下强敌整师兵力设防据点的首创；它使黄安、麻城、孝感、黄陂等分散的革命区连接成片，根据地中心更加巩固、扩展；它大大丰富了红军围城与打援相结合的实战经验；它的战果也异常辉煌——全歼守敌1.5万人，缴枪余支、迫击炮10门、电台1部。
王树声的大名，也随着这次战役的出色“打援”，而倍加增光添彩了。
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深远意义，同时也为了铭记黄安人民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年，国务院特地将黄安改名为寓意深长的红安。
从年11月至年6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围点打援，运动作战，连续取得了黄安、苏家埠四大战役的胜利，先后歼敌近40个团约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建立26个县革命政权，出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局面。
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壮大十分害怕的蒋介石，又于年8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了26个师又5个旅，兵力总数达30万，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拒绝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正确主张，致使红军遭到空前未有的重大伤亡，被迫离开根据地，越过京汉铁路，实行战略大转移。
此时，担任七十三师师长的王树声，奉命率领部队，担任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当蒋介石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已冲脱其包围，西越京汉铁路之后，立即命他的得力干将卫立煌、胡宗南等率5个师之众，分南、北、中三路跟踪追击；还命令驻扎在襄阳一带的刘茂恩2个师，依托沙河，迎头堵击。
王树声和他的七十三师，压力何等重大，责任多么艰巨，由此可想而知。
当部队刚一跳过铁路，不少人就想松口气了。总部后勤人员都坐在路边不远的沙丘休息。冷不防，敌人一股追兵袭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这千钩一发的当口，已经出发的王树声，率部飞奔赶回，抵住了敌人。这才掩护总部脱离了险境，并从敌人手中夺回了被抢走的大批行李、辎重及电台。
急行军一周左右，10月19日清晨，红四方面军进入枣阳县的新集地区。总部原拟在此地略事休整，待机打回大别山根据地；没料想到，未过半天，数路追兵即纷至沓来。
红军在这里摆开战场，给冒犯之敌三十四旅以沉重打击；尔后，又在转往西北途中，与敌2个师血战土桥铺沙河地段，冲垮了敌人的堵截。
在这两次激战中，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的指挥下，顶得勇猛，抗得顽强，牢牢保护了总部和后勤的安全，真正起到了全军后盾的作用。
新集和土桥铺两仗，是红四方面军转移外线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虽然歼敌余人，打击了敌人猖狂追击的嚣张气焰，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上千的重大代价。
因为这两仗均是在张国焘造成的十分被动的局面下仓促应战，未能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所以还是没能扭转极其不利的局面。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转眼已是深秋了。部队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快吃完了，眼看就要步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了。
而所经的新野、邓县地区，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旱涝虫灾，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听不见鸡鸣犬吠，看不到人迹炊烟。有些日子，部队只能靠山果、野菜充饥。
即便能遇到一些有人的小集镇，但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部队接近。任凭战士们冒雨站在门外说上多少道理，他们总是默默地听着，就是不答腔。
后勤的同志把银元敲得“叮当”响，也没能买回一颗粮食。这些都使指战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
离开根据地以后，越往西走，王树声和指战员们，就越想念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越想念纵横驰骋大别山的如火如茶的岁月。
两个月来血的教训使他们懂得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初期的唯一坦途，一支革命武装离开了根据地就不可能发展壮大，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走向胜利。
11月初，王树声率部队抵达鄂豫交界处的南化塘，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休整。
广大干部战士强烈希望重新建立根据地，但工作尚未展开，敌人又闻讯而来。事不宜迟，红军立刻开拔，决定西出漫川关，由漫川关入陕西汉中。
漫川关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千米以上的大山，山岭重叠，幽谷纵横仅有几条羊肠小路，地形十分险峻。
哪知，红军火急赶到漫川关时，陕军的3个团已经占据险要之处，据山把守；尾追的敌人5个师，也分别由四个方向蜂拥压来。
而我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加上初来乍到，对地形掌握不熟，山间道路崎岖险峻，没有多大回旋余地，无法展开兵力，稍微有点不慎，就很可能导致不忍言的结局。
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这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张国焘惊慌失措，又一次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本质，竟提出让部队分散突围。
如果这样，势必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徐向前等总部首长坚决否定了他的错误主张，并当机立断，决定从漫川关以东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打开一个缺口，夺路前进。
而担任尖刀，打开缺口这一极端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了七十三师和十二师。
徐总指挥交代了任务以后，紧紧地握着王树声和许世友的手说：“全军安危唯此一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王树声看着他那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请放心，七十三师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王树声受命后，即率领本师二一九团和十二师的三十四团，绕过漫川关，对敌四十四师两个旅的结合部发起了强攻。
大家十分明白这一仗的紧迫意义，迎着敌人狂风疾雨般的炮弹子弹，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了！战斗十分激烈，二一九团团长当场阵亡；王树声的战马也倒在阵前！
三十四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主力团，以善于攻坚著称全军，只要有战斗，战士们就会舍身忘死，视胜利高于生命。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以后，战士们迎着暴雨般的子弹，躲避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去，前赴后继，死不旋踵。就连团长许世友夜拔出驳壳枪，带着团部警卫连冲在前面，一口气儿冲上了垭口，跟在后面的机枪连和三营也紧随其后。至此，敌人的铁壁重围终于被凿开一道口子。
敌人也深知丢失了垭口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我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搏厮杀。
战斗到了胶着状态，四面大山都仿佛在战栗发抖。当敌人付出巨大伤亡终于再次把包围圈合拢时，却已经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又一次摆脱了险境的红军，以两昼夜急行军多里的速度，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西安敌营对于红军的出现十分恐慌，匆忙调孙蔚如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接着，又有5个师，也尾追我军云集关中；另有2个师则沿陇海线向我军逼近。红军又同堵截、尾追之敌展开了激烈战斗。
此时，王树声率领的七十三师，已由全军的后卫变为先行。就在西安南郊40里的王曲镇，七十三师的前锋二一八团，和敌人的阻击部队接火了。
敌人是杨虎城的“王牌”——陕西混成旅和特务团。他们以逸待劳，并仗着武器优良，使得红二一八团一时难以得手。
双方正在“顶牛”，红四方面军总部几位首长来到了火线。他们问王树声：“你们能不能击破敌人？如果不行，我们就调其他师！”
这一“激将法”，真把王树声激怒了。他满脸红似火，如放小钢炮般回答道：“我们还有二一七、二一九团嘛！打不垮敌人，请按军法论处！”
说罢，他就飞身上马，带领部队一阵旋风以的向敌人冲去。经过几个回合厮杀，敌人被歼灭4个多营，狼狈溃败。
但敌人并未就此罢手。12月1日，当红军继续西进，行至户县南的炉丹村一带时，后梯队又被敌2个师截断；同时，敌人另4个师，也由东、北两方逼近；南边又被高山所阻，红军处境再呈危急。
王树声又被召回，率部对敌展开夹击，激战通宵，将敌打垮，毙伤敌胡宗南部第一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全歼陕军1个警备旅，生俘旅长以下数千人。
在关中平原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围堵的敌各路重兵也趁机赶了上来。为了摆脱敌人，红四方面军决定渡过汉水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
12月上旬，王树声率先头部队七十三师来到汉水之滨。
王树声勒马江边，陷入了两难之地。渡河吧，船只已被敌人拉光，费了老大精力，只觅到2条小船，还不够运伤员和文件的；涉水吧，不明深浅，天寒地冻，又怎能冒此风险？
想来想去，他还是下令：到各地收集木料，准备搭浮桥。
正在这时，徐向前总指挥飞马奔到江边。他扫了四周一眼，急匆匆问道：
“师长哪里去了？”
王树声闻讯赶来。徐总指挥一见他，就满面严峻地说：“你们怎么还按兵不动？现在是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你们想全军覆没吗？
“我们在准备搭浮桥！”王树声报告。
“来不及了，快蹚过去！”徐总指挥下令道。“我已经察看过了，可以过！”
王树声一甩马鞭，跃入江中。走不多远，江水淹到了马脖子。他回头大喊：
“水不深。大家都跟我过呀！
全师不管“水鸭子”“旱鸭子”，都泼喇喇地扑向江中。
虽然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河面不宽，水深仅仅只到胸部。但当时正是数九寒冬，两腿一迈进汉水，立即从脚下冷到头顶，真可谓水寒如刀，流速似箭。
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大家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越走越深，越走越深，直到水漫胸脯，才越走越浅，越走越浅，最后到达了汉水的对岸。
指战员们一登上东岸，被刮来的冷风一吹，比浸在水中更难受，有的“跳舞”，有的僵住了，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
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渡过汉水，就彻底摆脱了前堵后追的敌人，就意味着盼望的转机的到来！
渡过汉水之后，经调查，发现陕南地区连年干旱歉收，又遭土匪践踏，我军不宜久留。而四川的各路军阀，正云集成都地区混战，红四方面军领导鉴于以上情况，便决定向川北进军。
进军川北，必须翻越大巴山。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翻越大巴山，有的担心，有的劝阻。
“哎，这冻天冻地的，你们能翻过去吗？”
“你们不知道，那个大巴山，可不是山包包，上山七十里，山顶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就是二百一十里呀！在这冰封雪盖的冬天，山上都是羊肠小道，你们怎么能过得去呀！”
“我们能过去，一定能过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群众们见红军的决心已定，于是不再劝阻了。他们喃喃地说：“好，能过去就好。托菩萨保佑你们，平平安安地翻过大巴山。”
12月18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王树声率七十三师踏上了征服大巴山的艰苦行程。
大雪封住了巴山，到处都是白皑皑的。分不清哪里是羊肠小道，哪里是坑洼岩石。先头部队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王树声率领的先头部队，首先要闯出一条路来，然后还要加宽，加固，设置路标，排除险情，非常辛苦。越往上爬风越大，越往上爬天越冷。呼出的一口口热气，马上变成了一团团白雾，凝挂在眉毛、胡碴儿、头发上，让人辨不出原来的模样。
红军指战员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终于把大巴山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进入了川北地区。
到此，历时两月多，行程里，红四方面军完全摆脱了战略大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