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晚《狂飙》大结局，不过我们选择今晚发倒也不是因为结局，这部剧在我们眼里真正的结局在第26集。
第27集开始，也就是回到年省指导组下来调查京海市这条线后，对于高启强的描写及其与安欣之间的对决都明显弱化很多，而更加凸显组织和政策。
前面对“手”的揭露，好像又回手遮了起来，老百姓拎着菜篮到驻点感谢指导组，领导拿着喇叭冲锋在前大部队押后，越来越多对不上的口型，好坏难辨的孟德海，后面不少戏份放到整个剧来看，都会显得有些奇怪。
所以，后面的故事，包括很多人都在说今晚烂尾的结局，在我这里其实都不重要，那都是你知我知的原因。
我把推文放在今晚唯一的原因，是觉得或许今晚是一个合适的时刻，去和大家一起对《狂飙》，做一个小小的复盘。
像是小时候写作文，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再回头读文，这会更清楚这篇文的好坏，以及，到底好在何处。
《狂飙》
要从头，我们就从《狂飙》之前聊起——
在《狂飙》之前，扫黑除恶题材本就不算什么新鲜玩意，一直有人爱拍也一直有人爱看，其中原因，一个在于奇观，它把我们听闻的官商勾结、巨额钱款还原成视象，猎奇，刺激；再有是它在价值层面上吻合主旋律和宣传口径，换个直白点的说法，就是在于它的宣传功能。
由于功能先行的前提，扫黑除恶类故事有个通则，就是在邪不压正的结局限定下，在过程中做加法。比起结果，过程更重要，对过程的写法，自然也就成了这类故事的成功关键。
第一种写法，相对简单和常见，在正邪对决的线性故事中，利用惩恶扬善实现叙事快感。
像《三叉戟》里三个老警察联手打击金融犯罪集团；《冰雨火》里缉毒警察追捕毒贩团伙，都是围绕两两相对的明争暗斗来进行叙事。
再走一步，将刀刃向内，对准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官场倾轧。故事的戏剧冲突相对减少剑拔弩张的正邪交锋，更多聚焦在体制的溃面。
比如《人民的名义》所讽刺的派系斗争，打官腔、踢皮球等政治作风问题。
而《狂飙》之所以能上升至又一个梯级，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再迈出了第三步，也是最难最勇的一步——卸下价值判断，为“正邪”解绑。
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对正面人物祛魅，对反面人物的去定格化，既不讲崇拜心理下所成就的“好人”，也非审判目光注视下的“罪人”，而是放大“人”本身——这种有限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生物。
让我们在产生社会取向上的善恶判断之前，看到的是，个人取向上的动机相冲和需求互杠，以及由此所铸造的种种对冲，最终呈现对冲关系中所不可避免的某些悲剧性。
这才是《狂飙》真正意义上的尺度。
一
对冲
要理解这里提到的“对冲”，我们得从故事里的一个关键人物聊起——高启强。
以高启强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在剧作中的角色其实就像一把刀子，其作用在于再自下往上地在它要揭露的那个社会上划开一道口子，呈现内嵌其中的各种对冲关系。
最直观的是，人与人的对冲，也就是高启强和安欣之间螺旋缠绕式的关系。
《狂飙》在开始以高启强为视点，讲他从借用安欣的身份和善意来为自己解困，变成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利。
对这个转变的呈现，是唐家兄弟到高启强家做客的那场戏。
当唐家兄弟聊及安欣的背后是市副局长时，高启强从一开始背对唐家兄弟不愿搭理对方，到慢慢转身坐到两人中间，隐瞒自己的不知情，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利用自己和安欣这层关系和唐家兄弟谈条件，保住了自己的鱼摊。
高启强也从此开始，有意利用安欣来旧厂街的机会，刻意向外人展现自己和安欣的熟络关系，递烟，搭肩，吃饭。
但随着高启强深入泥沼，走上犯罪，与安欣相对，安欣对高启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从劝解，到视而不见，再到拉着警戒线和对方划清界限的行为，标志并强化着两人的对立，这是来源于两种身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立场之间的对冲。
如果把高、安双方看成一组符号，就能发现两人之间的对冲关系，还在于「膨胀的私我」与「被规范的公我」之间的相对性。
先说高启强的私滋长为恶的那场戏，是他对徐江儿子的处理。
高启强为了帮弟弟攒钱开店，接下了收拾徐江儿子的活儿，但到了鱼塘，发现对方已被电鱼工具电死。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而后又回头关闭设备想要救人，此时他的心里还有残存的善。
但当高启强确认死者是徐江儿子时，又用衣服擦掉刚刚留在设备上的指纹，期间还再次打开了设备。
这场戏预示着高启强逐渐膨胀的私我开始从犯错走向犯罪，同时也交代了他的不同，在于他能超越常人本有的应激反应，对情绪和行为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
与之相对的，则是安欣所隐喻的被规范的公我，这点也很好理解。
他在扫黑除恶中遇到保护伞时，同样会怀疑自己的养父安长林和叔叔孟德海；为了正义和公平毫不顾忌等级关系，敢于当面向领导叫嚣。
安欣的言行举止就是在形塑一个由社会规范和道德准绳严格缔造而成的理想化公我。
如果说第一层对冲关系来自于高启强和安欣这两个具体的人，进一层的对冲关系则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照利益和权力的捆绑和划分，所形成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耦合，攀附，乃至勾结。
我们拿「官与商」作为一个例子。
高启强和赵立冬的勾结就是暂时的各取所需，前者依赖后者的政治地位，来救被公安通缉的弟弟；而后者又需要借高启强之手，铲除暗中写举报信的李响。
地位、权力、金钱、手段，是打通以高启强和赵立冬为代表的官商这两个群体的渠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参与交易的隐形利益，就是面子。
高启强之所以能结交赵立冬，除了帮忙除掉写举报信的谭思言和李响外，还在于他能舍下面子，把面子作为礼物送给赵立冬。
比如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场戏——
前因是弟弟高启盛帮哥哥完成投名状，抱住李响坠楼死亡，高启强也因此对赵立冬有所怨言。这场戏里，隔着车窗玻璃，高启强先是把领带缠在拳头上，赵立冬见状畏怯地往后缩了缩身子，但高启强最后只是擦了擦车窗玻璃。
拳头宣示着高启强的愤懑，擦玻璃则说明他选择隐忍，回应最开始自己答应的为赵立冬做牛做马。
面子给到了，自然也确定了两人的捆绑关系。
而当彼此产生实际性的利益冲突时，最后剩下的面子也就成了刀子。
预示着高、赵两人关系破裂的那场饭桌戏就是最好的说明。
高启强原本想扶持杨健坐上供电局局长的位置，企图用钱收买竞争对手王力，王力正好又是赵立冬要扶持的对象。
赵立冬得知此事后，安排了这场酒席，不顾情面，指示高启强亲自去拿苹果醋，并且为王力倒上，指桑骂槐式地表明高启强也不过是自己“下面的人”。
这场戏点明了两人的关系变化，也折射出《狂飙》一直在揭示的这个以情面为行事准则的社会，这正是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三组对冲关系——
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对冲，也是剧集的戏剧冲突所在。
前面有一场戏，是安欣陪着高启强从拘留所出来回旧厂街拿东西，但唐家兄弟不让他拿，在安欣愤愤说出那句“我一个警察，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后，唐家兄弟仍然蛮横无理，拦在前面。
双方即将爆发冲突之际，李响出现，把唐小虎拉到一边，告诉他安欣是市局副局长的养子，唐家兄弟立即换了一副嘴脸，事情解决。
唐家兄弟瞬间的态度转换就是证明，熟人关系是人情社会的一种惯常反应。
这场戏的解决方式也暗示了，当法律和警察没用时，人情和关系就会补位，成为新的准绳，此地不再是法治社会，而是人情社会。
同时，高启强也是从这场戏开始尝到“上面有人”的好处，开始走向黑化，这个起始点对应着《狂飙》的批判点——人情社会里公平的丧失。
因为公平的丧失而进入一种互害型社会，好人会因为被“有后台的人”欺负而去寻找新的“后台”，或者为了自保而被迫成为坏人，社会资源也不再是分配和再分配，而是回到丛林社会，互相抢夺。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狂飙》的后续剧情，即是由这个批判点延展而出的追问和反思——面对有目共睹且怨声载道的不公平，人情社会仍然安稳运作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为大多数人所敌视的并非不公平本身，而是可望不可及的权力和关系，这种“可望不可及”意味着自己一旦有机会拥有，便能成为下一个炮制不公平的刽子手。
同事张彪会时不时嘲讽背后有人的安欣，嘲讽与安欣交好的李响是“陪太子读书”、“会交朋友”，当后续他与高启强搭成利益链条后，便成了高启强的保护伞，继续维持着恶所制造的不公平。
弟弟高启盛最开始因为被大学同学嘲笑穷酸而揍了对方，而翻身当上老板之后，又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资本家。
再有，是人的矛盾性，在于避讳情面和关系的同时，却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享用。
典型的是安欣这个人物设定，他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公安系统，反感挪用关系办事，处处避忌，但却又没有完全避免借人情关系办案。
他到孟德海家里让对方帮忙取消高启强在莽村项目上的投标资质，虽然孟德海有所推脱，但还是答应通过材料再审拖延时间，这些细枝末节也说明了安欣也会时不时地享受特殊身份带来的既得利益。
同时，这两个人也是整个系统的缩影，映射着政法系统本身作为法治的表征，但人员组成却仍是由血缘关系、亲疏关系构成的同心圆格局。
孟德海作为领导阶层，女婿杨健又当上供电局局长，舅舅黄老又是省上退下来的老干部。
这种垂直式的科层结构，加上水平式的亲属关系，犹如紧密交叉的经纬线，包裹而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人情社会的运作，就在于人人既是人情社会的受害者，也是人情社会的拥趸。
二
悲剧性
这些对冲关系所形成的作用力，反过来又会在人的身上留下一些痕迹，最终呈现我们当下影视作品里最缺少的某种悲剧性。
比如高启强身上的时代悲剧性。
作为家里长子，在下岗潮里长大，靠卖鱼为生，抚养弟弟妹妹，一开始的高启强其实就是一个底层人。
靠山，关系，情面，就像从上层社会意外滑落至下层社会的金子，成为底层人偶然拾得的资源，让原本一无所有的人突然拥有了与他人进行交易的交换条件。
如果说后期发家致富的高启强是那个草莽年代的成功人士，那前期的他其实也是上个时代的淘汰者。在高启强身上，既有被欲念摧毁的个体性悲剧，也烙印着一个时代的悲剧。
再有，以老默为代表的悲剧性。
要理解这点，我们得回到他刚出狱的那几段戏，被丈母娘赶出家门，因为外貌凶恶把女儿吓哭，去工地找工作却总被拒绝。
这些片段交代了两个信息，是无论狱中表现如何，犯人的身份代表着永久的社会性死亡，而永久的社会性死亡又意味着他要生存只能再次犯罪，也就命运使然般地注定了老默的结局。
再看他的结局那场戏，他医院杀掉李宏伟，因为出于安欣对自己的恩情，让他第一次对任务产生犹豫，但为了保护落在高启强手上的女儿，又不得不答应任务。
老默所接受的并非社会共识的善恶判断，而是最原初的亲疏关系，也就是说，在他的世界里，人没有善恶之分，只有按照与自己关系程度的排序。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听从帮助过自己的高启强，即使任务是杀掉工地上的一个普通老头，也可以为了更重要的女儿伤害对自己有恩的人。
这样来看，老默是剧里最接近原始性动物的一个角色，而非社会化的人。当代表善的警方抛出假消息设下圈套抓捕罪犯，代表恶的高启强为了逃避再次启用棋子，被压在最低端的老默如何都没有选择，他看似是技能最强的杀手，也不过是权力社会中的弱者。
最后，是以安欣为代表的，一种清醒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都来自于对苦难的清楚认识。
师傅曹闯的死，战友李响的死，安欣在坚持正义过程中所面对的阻力是一种苦难。而后与家人、朋友、战友等一切有关系的人对立起来，与所有关系的对抗和剥离则是更大的苦难。
安欣在清醒的意识里，面对的其实是与自己对立的命运，他的悲剧性就在于外界命运对他自主性的一种摧毁。白头，眼神，心态，居无定所就是一种证明。
以上提到的这些悲剧性，其实就是我们抛开善恶好坏的价值判断，对人本身产生悲悯和纠葛的原因，能共情人之为人的情感，也明晰不可为而为之的罪恶。
无论戏里，戏外，都是人情和法治的交织。
哪怕我们前面理解了人情是限制法治的一把锁，但写到这里，也不得不承认人情也是解释法治的一把钥匙，如若敲坏这把锁，自然也就丢了这把钥匙。
这种两难困境，或许也是某些悲剧的成因。
当然，跳回到戏外，这部剧那些对不上的口型，或许，也是我们的一种悲剧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