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禹
鲁迅的绍兴往事，老舍的胡同春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萧红的呼兰小城，汪曾祺的高邮掌故，莫言的高密传奇，王安忆的海上轶事……小说似乎总是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地方和地理的意识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重内在结构，自古如此，于今尤甚。”作家选定的地域不仅是简单的容器装置，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登场的舞台，更是作品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的基石，深刻影响文本的风貌与气质。也难怪学者郜元宝在《小说说小》一书中辟出一章《找个地方很重要》，专门谈地域对于小说的意义。他写道：“倘若小说是作者精心培育的树苗，地点就是适宜的土壤环境。选对了地方，有了适宜的土壤环境，树苗才能茁壮成长。倘若写小说是造房子，那地方就是建筑者首先必须看好的宅基，否则一切免谈。”在这一点上，青年作家汪琦有着自觉的追求，在他的长篇新作《和悦洲上》（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年1月版）中，我们看到一位儿童文学写作者建构自己文学故土的努力。
光看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围绕着长江上的一座沙洲——和悦洲展开，这是一片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的沙洲，位于作家家乡安徽铜陵市区西南14公里外的长江里。在清末到民国，这里一直是安徽著名的“四大商埠”之一，至今仍然保留着“三街十三巷”的格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决定了《和悦洲上》的审美特质，在氤氲着浓郁水乡风情的沙洲上，童乃衡、天佑、小玉、阿胖等轮番登场，尽情展现着他们的天真烂漫与机灵古怪，演绎出一段段人性与人情之美的故事。
水是《和悦洲上》的核心要素，既是故事得以成立的自然依据，也是形成小说审美风貌的关键。“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首先是和悦洲人生计的来源。这里的人家多以打鱼为生，“就算还没到一年中最繁忙的汛期，青通河上一年四季也总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小说主人公童乃衡一家正是经营着几条渔船。大人打鱼，对小孩来说，摸鱼、捉虾、采菱角则是童年最有趣的事。在第七章“青通河边”中，童乃衡和小伙伴们在自然的怀抱中恣意玩耍，收获了成长和友谊。然而水并不总是平缓温顺的，它也有咆哮汹涌的时候。在第八章“街上的船”中，和悦洲发了大水，孩子们体悟到自然的威力和生存的艰辛，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
从中可以看出，作家汪琦对水乡生活的熟稔。他说：“我尽力表现的是那时的和悦洲——人、生活、一切。”他曾翻阅史籍，查访旧迹，试图从这小小的一叶沙洲中采撷时间的璎珞，生发暖心的故事。作为一位青年作家，难等可贵的是，他对和悦洲水乡生活的呈现不仅止于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展示，而是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整全性的生活方式进行表达。譬如对“扳罾”这种古老捕鱼方式的介绍以及民歌的运用，较好地揉进了主体的童年故事中。此外，黄梅时节，詹先生在私塾中为孩子们讲解赵师秀《约课》、贺铸《青玉案》等诗词的过程，也让小说中的天佑和现实中的小读者体悟到江南江北气候地理与文化性格的差异。不得不说，作品在这方面已经“溢出”了一般儿童文学的设定，表现出对小说“地方性”更高层次的追求。所有这一切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动人风景，延续了沈从文、汪曾祺、孙犁、曹文轩等作家的写作传统。对于今天已经远离水乡生活的小读者来说，这恰恰构成一种审美距离，向他们传递出古典美的意境。
贴近儿童心理、展现儿童特质的同时，《和悦洲上》也充分发挥了文学“寓教于乐”的功能。在第二章“白大将军”中，小少爷童乃衡不愿意吃肥肉，就借口照顾天佑，把肥肉丢进他碗里。天佑虽是长工的儿子，但也是乃衡的玩伴和好友。当童夫人得知这件事后严厉地批评了儿子：“难道你认为你和天佑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作品传递出的平等观念却是恒久的。在第三章“宝贝花盆”中，天佑不小心打碎了乃衡家的花盆，童夫人觉得这是自己母亲留下来的，里面的花养得最好，不免伤心。不料却被乃衡道出天机：原来，老花盆早被自己打碎，现在的花盆虽是“赝品”，里面的花却倾注了母亲最精心的呵护，自然长得最好。在第六章“竹丛秘密”中，调皮的乃衡为了戏弄同学阿胖，挑了最长的鹅肠吃，让阿胖受到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教训。
表现童年的纯真美好，展现童年生活顽皮、幽默、风趣、轻松、甜美的一面，还不能概括《和悦洲上》主题的全貌。正如作家李东华所说：“当我们强调‘儿童性’的时候，并不是去简化儿童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仅仅将其中单纯、快乐、无忧无虑的一面展现出来，而忽略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困惑、困境。”小说中不乏对乃衡们童年生活复杂面向的揭示：乃衡因抄作业的小事与天佑“红了脸”，进而错失回乡前见挚友最后一面的机会；小玉的爸爸到乡下去照相，她不得不独守照相馆，忍受着恐惧与孤独；面对黑恶势力黑龙会，乃衡、天佑敢于与叔叔童西德斗争，并挫败了他们买枪的计划，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影子。尤其是放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时，孩子更不是世界的局外人，作家更需要从孩子与成人、家庭、社会的互动中去刻画他们的童年生活。
《和悦洲上》中的故事发生在年，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一步步接近，和悦洲上的小伙伴们也即将天各一方，各自体味着分离的痛苦；在詹先生的“最后一课”上，他们学习了林则徐那句著名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举家南迁的前夕，乃衡看着美好家园即将变为焦土，难过不已。小说刻画了抗日战争在和悦洲打响前夕，毁家纾难的爱国商人童西仁、爱国将领林团长、盲流汉奸童西德、张扬民族气节的私塾詹先生等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拓展了历史的纵深感，为今天的少儿读者介入那段艰辛岁月提供了抓手。但《和悦洲上》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仅最后两章有意识地处理了抗战的历史命题。小说在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上有取有舍，并未着意表现战争的残酷，只将南京大屠杀、焦土抗战等历史事件点到为止，而重点立足儿童本位，弘扬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体现出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写作技巧。
儿童文学的根脉要始终扎根于童年这片广袤的土壤之中，由此才能确立其根据地以及与成人文学的界限。但也应注意的是，那些小甜美、小感动、小美好只是儿童文学特征的一个侧面，它也可以有广阔的胸襟和抱负，尽管立足的基点只是一片小小的沙洲。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