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宣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写道：“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庞勒则在《乌合之众》指出“影响大众想象力的……是扩散和传播的方式”。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刺激想象的宣传可以说是激发人们情感的不二选择。例如新冠肺炎流行后，以法国《皮埃尔信使报》以“黄色警告”、“黄祸”为题报道该疾病为始，欧美媒体开始将“新冠病毒”与种族概念挂钩，使当地民众形成中国人携带传染病毒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引发严重的歧视言论和行为。历史上，亦不乏恶意引导舆论的行为。例如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混淆视听、挑拨离间，为他们侵吞中国行方便之道。本文以日军绝密档案《上海派遣军旬报》为基础，对“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后文简称“派遣军”）对国内外进行宣传的背景和具体政策进行概述，以阐明日本侵华时期的宣传策略。
上海派遣军的宣传背景与目的
日本自甲午战争时起就将报刊、通讯社等作为对华宣传武器，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其宣传活动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派遣军制定的宣传政策是近代日本整体宣传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军部受德国军事体制的影响，于年由陆军省设立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着手研究总体战，提出国民精神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必须通过相应的舆论政策，强化国民总动员的整合，使其贡献于军国事务。这亦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进行国家动员及普及国防思想的渊源。“九一八事变”使军部确立了政治地位，其宣传活动在将国民舆论引向军国主义方向发挥了巨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爆发了全国性抗日运动，同时日本因其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道德指责。紧随其后的“一·二八事变”使中日关系愈发对立和紧张，事变爆发地上海出现了又一股抗日浪潮。除了受众广泛的民间报社，各政党、抗日团体乃至普通民众都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呼吁全国一致积极抗日。各方动员和呼吁在“一·二八事变”期间获得了热烈响应，义勇军的加入、民众的物资捐助和慰问为第十九路军的持续抗战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也注意到中国人精于宣传之道，认为中国宣传极具煽动性和虚假性，增长了中国民众排日、辱日、抗日的气势，是致使中日冲突恶化的重要原因。抗日宣传在停战后也并未停止，尤其是停战会议期间，以《申报》为首的诸多上海报纸表达了应坚持抗日的意见。另一方面，上海因租界而在国际上具有特殊地位，该市发生的中日军事冲突引起英美列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