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淄博·全民阅读淄博好书榜”活动，在淄博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项活动创新地推广和服务了淄博作家、作品，同时也为淄博作家与读者交流搭建起一个新的平台。1月13日，淄博市地域文学创作座谈会在淄博市新华书店举行，与会作家结合各自文学创作实际，围绕“地域文学创作”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广泛交流。
“挖掘和再现博山传统文化成了我给自己安排的作业。一个写作者与一座城镇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紧密过。我喜欢博山人把我称作博山文化代言人，我觉得这是我躲不过去的责任。博山人的每一次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博山人的每一次失落，就是我的失落，我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来自历史和当下的庄严嘱托。每当一个历史遗存被遗漏过去，我都会深深自责。”中国作协会员刘培国新书说，家乡博山是一个兴盛了上千年的老手工业城镇，一些很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让他感到自己有一份压力，要抓紧时间，去抢救和挖掘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遗存。几十年来，刘培国利用每一个假期，每一个周末，跑回博山，去最后的银匠那里，去最后大漆工匠那里，去最后的琉璃铺丝传人那里，去收集、采写几百年来的传承故事，给博山留下了一大批钩沉历史、致敬经典的散文故事。
刘培国，年6月出生于博山，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年7月开始在《淄博日报孝妇河畔》发表文学作品，40年来共写作散文余万字，除了大各大报刊发表以外，出版有《吉祥高地》《酥锅》《锡壶》《豆豉》《连浆》《促蛰》《鼓当》等散文集7部，散文集《吃说》还在出版程序当中。除了《吉祥高地》写外地风物风情，其他7部都是记述淄博当地传统文化的散文作品。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波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自己的家乡——刘培国在淄博地域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发言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自己的家乡，这是我几十年来进行地域文学思考、写作得出的体会。这次分享，我就以这个体会作为出发点，分情感、题材、语言三个方面说一说自己的感悟。
先说情感。一个作家的写作冲动首先因情感发起，这个情感就是乡情、乡愁。写作就是一个情感宣泄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多长，总有一个瞬间起着引发、引爆的作用。第一篇散文在年夏天发表在淄博日报·孝妇河畔，题目是《故乡情思》，那一年我19岁。16岁离开家去秦皇岛实习了半年，第一次知道了家的概念，家乡的概念，是一个人远离以后回望而又不可及的时候，那种概念才呼地一下升起来，在秦皇岛，每个周末都跑邮政局，往家写信寄信，看见马路上停着一辆山东牌照的汽车，也要围着转来转去，觉着亲切，就有了用写作来抒发这股情感的冲动，我想古代文人留下大量文章，大概与仕途上调来调去，羁旅长夜，窗外的月光会格外明，天各一方的亲人会备加思念很有关系。《故乡情思》是一篇千字文，大意是登上博山公园的制高点，向下俯瞰孝妇河蜿蜒北去，河岸一侧是大街和城镇的中心，晚上的街市不是现在这样灯火通明，显眼一点的路灯也是昏黄的，朦胧中的家乡夜景像极了母亲在黑乎乎的厨房摊煎饼时被烟火熏成黑乎乎的脸，只有额头上那一抹油亮的反光，就是街市上最亮的那一盏电灯，这样一个意向，意境，成为我40年叙写家乡故事的基调。这篇散文发表以后，淄博日报文学编辑张峻声老师说，将来刘培国成了作家，大家记住是我首先发现的。这个在版面上只有一巴掌大小的文章，被博山几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低头就能看见。
博山是个很有个性的城镇，它的特点是地处山区，矿藏资源丰富，孕育了陶瓷，琉璃，饮食文化最早发育和形成，体现在许多物事上，物产的大量运进运出，在城镇的街道路面上留下独有的痕迹，青石板被磨得像镜子一样，几乎要照出人影来，中间位置长年累月被独轮车碾压出深深的车辙，我写了《青石板小路》，描写了上千年历史的古道面貌，雨水来临时赤脚踏在洁净的石板路上，任哗哗的流水从脚面上淌过，那种特殊的体验感觉里，石板路表象背后是一代一代博山人民的艰苦劳作，车货们（车把式）扭着舞蹈一样的屁股，光着大汗淋漓的脊梁，弓着腰身推着千金重量的陶瓷、琉璃……一条青石板路，就是家乡人文历史的一个缩影。
再说题材。6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写作由抒情散文转向了纪实散文，促成这一改变的有两大因素。第一个是贾平凹散文的大量出现。八十年代初，从《月迹》开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乡土散文大量出版，那种深厚的生活理解埋伏在清新的描写背后的散文模式，一下子征服了我，从此成为贾平凹散文的忠实拥戴者。通过贾平凹散文，我了解了秦岭，走进了秦岭，乡土散文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和能量，我就想，鲁中山地虽然不比大秦岭，但他的人文元素一点也不比秦岭少，如果有人用一支笔写上几十年，不走神，不转睛，不停止，是不是可以将鲁中山地的面貌，精神，气息表现出来呢？
第二个因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和审视社会的眼光变了，我发现城镇文化是文学的沃土。人对吃的依赖是天生的，对吃东西没有敏感性的人，我难以想象，一个人如果不会吃，做其他任何事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是我的发现，也是博山人的集体素养，首先我把注意力盯在了饮食上，对吃的态度是一个大问题，从注意酥锅开始，我对一系列博山吃食进行不在少数的巡礼、钩沉、再现和表达，这就有了第一部散文集《酥锅》。
我的家乡博山是一个兴盛了上千年的老手工业城镇，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刷新着人们的视野，新旧更迭的速度空前加快，曾经维系了千百年民众生活的老技艺、老习俗、老店铺、老吃食，尤其是这些老旧事物的载体——驾驭这些老旧事物的把式、匠工相继离开人世，一些很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我忽然感到自己有一份压力，我要抓紧时间，到民众最底层去，去抢救和挖掘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遗存，几十年来，我利用每一个假期，每一个周末，都要跑回博山，去最后的银匠那里，最后大漆工匠那里，最后的琉璃铺丝传人那里去收集几百年来的传承故事，写出了一大批钩沉历史、致敬经典的散文故事。两年以后，第二本散文集《锡壶》出版，又两年，《豆豉》出版。再往后，写作再也停不下来，接二连三地，截止到年，共出版了8部散文集，其中属于乡土、城镇系列的就有7部。
慢慢地，挖掘和再现博山传统文化成了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作业。一个写作者与一座城镇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紧密过。大家说我是当代孙廷铨、博山的莫言，显然是在鼓励我，但我喜欢博山人把我称作博山文化代言人，我觉得这是我躲不过去的责任，博山人的每一次成功好比就是我的成功，不少人的每一次失落，好比就是我的失落，我的内心深处好比存在着一个来自历史和当下的庄严嘱托。
每当一个历史遗存被遗漏过去，我会深深自责。比如我国的景泰蓝，它的原料珐琅彩产地就在博山，景泰成大药房的前身就是唯一一家烧制珐琅彩的大炉，因为珐琅基本以蓝色为基调，在博山叫“蓝货炉”，明景泰年间,博山西冶即有蓝货炉生产。明清时期，博山匠人就用红色珐琅掺入玻璃，仿制玛瑙。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颜山杂记》就有明确记载。到解放前夕，博山“蓝货炉”在北京、天津还有分支，极有可能自明代景泰年间繁荣起来的景泰蓝工艺都与博山珐琅有关系，叶圣陶先生的《景泰蓝的制作》里说，景泰蓝“用的色料就是制颜色玻璃的原料，跟涂在瓷器表面的釉料相类。我们在作场里看见的是一块块不整齐的硬片，从山东博山运来的。”
文友郑良前提供我的资料说，清光绪年间，同泰炉聘河北工匠指导，雇工人二三十名，建珐琅炉，生产珐琅，颇具规模。焦庄人孙襄宸（-）从同泰学成师满，然后与堂弟孙锡久等人自立门户，集资创办景泰成，建珐琅炉3只，佣工15人。珐琅是一种用于制作景泰蓝烧蓝首饰、奖章、搪瓷的釉料，是大炉生产的半成品。……那时生产的货主要销往北京，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销路不畅。年景泰成和同泰炉都派人直接去北京建炉，就地生产珐琅。当时，北京生产厂家共5家，而以博山两家为最大，产品质量也最好。北京著名的几十户铜银作坊，都喜欢购景泰成、同泰两家产品。北洋政府的印铸造局制造各种勋章、徽章，也都选择博山厂家。
许多年前，我就意识到这是提振淄博文化自信的重大题材，而现有的挖掘和整理远不够深入，两年前我与蓝货炉也就是景泰成后人孙大成先生约定，好好挖掘一下这个题材，不料，前几天我在采访西冶街崔家大炉时见到孙大成的姐姐才听说，孙大成先生和他在台湾的兄弟已经去世了，孙家只有两位女性后人在世，一位88岁，一位岁，但是在过去，家族女性是不允许靠近大炉的，他们对“蓝货炉”的情况知之甚少。据说，珐琅配方是天津分号的掌门人在酒后失言被人剽窃才导致了京津珐琅料泛滥的，这些远年往事还没来得及澄清，恐怕要永远封存在历史中了。
我出生在博山，喝着孝妇河的水长大，当过20年工人，与城镇、产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情感，在走访中，我也发现了新时代来临前后许多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经过一代代有志者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事迹，我也用我的笔去赞美和讴歌他们，是他们支撑起了大国工匠的脊梁，是他们担当起共和国手工制造的支柱，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薪火相传、自强不息的英雄气质，他们都是乡土、城镇里的脊梁和精神载体。我也十分敬畏普通博山人的生活智慧和生存本领，他们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靠一双手顺应顺境逆境，也是靠一双手相互勉励、相互支撑，曾经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这个叫“博山”的狭小地方，这里有说不完的家乡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讲好博山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代内涵。这些历史和现实题材只能是我散文写作的基本面。
最后说一说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容貌和风格，不同作品的区分往往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通常讲，一个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是这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在前后40年的家乡散文写作中，我的叙述语言逐渐形成了一些个性，看一篇文章，人们可以不看作者名字就能知道是我写的。叫人纠结的是关于方言的使用。不少专家学者提醒我，文章要往远处传播，一定要符合现代文法、语言规范，也有的朋友说，散文中的对话引用，可以适当使用土语，而叙述语言应该忌讳方言。推广普通话是文化主流，那么该不该在文学作品怎样为方言保留一席之地？如何保留？分寸如何拿捏？作为地域文学写作者，往往对老百姓口头上的方言土语极其偏爱，自己听上去也格外生动传神，觉得不记载、保留下来十分可惜，久而久之，随着普通话的极大普及，这些方言土语消失殆尽，是不是一种遗憾？年2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正式发布。该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发布这个宣言？因为中国最具“语言多样性”。为什么选择在中国湖南发布？因为湖南在“最具多样性”的中国又“最具多样性”。我就想到非遗保护问题，艺术创作的个性化问题。艺术包括文学艺术是最怕模式化的，如同美术、工艺美术创作忌惮工业化，忌惮流水作业，唯有单一性、独创性的制品，才是艺术家个人情感体验的独特表达。语言，在保障了无障碍沟通的功能以后，是否允许一定程度、一定量的存在？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我注意到当年的《洪湖赤卫队》适当使用了方言发音，但幅度很小。日前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连戏剧《装台》，人物对白则大量使用了陕西关中方言但是之后都加注括号注解，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我还从工业产品营销模式上得到启发，一个产业、一个产品，要想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要走专向定制的路子，客户需要什么才设计什么、生产什么，我想我的地域性写作绝大多数是冲着这个地域的读者去的，他们喜欢，崇高的文学使命需要抵达，现实的文学需求也需要满足。他们爱读，读了以后能释乡愁、解乡思、慰乡情，说明这种写作还有价值。正像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学也需要服务对象“细分”，20世纪80年代那个三个树叶子掉下会砸中一个诗人的时代不再，诗歌不再是一种大众阅读，小说变得越来越小众，网络文学专门为打工者、90后、00后快餐式阅读量身定制，我们的地域文学允许使用部分方言土语应该不算是对家乡读者的讨好吧？如果方言成了一种局限，不妨把它视为一个阶段性的局限，一种预示着积蓄能力、寻求突破焦虑的局限。思考，讨论、破题，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我愿意继续写下去，40年的写作没有倦意，富贵非我愿，未来尚可期，能力虽小，但是我属于博山，属于淄博。
年1月13日于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