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新冠疫情爆发已经两年多了，人类依旧没有停止和新冠病毒之间的战斗。
从年初天津等地的抗疫，到最近香港大规模爆发的疫情、内地吉林等地遍地开花，全国形势依旧严峻。
我们也深知，疫情并未远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读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免不了有种置身其境的代入感。
翻看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也从未停止过和鼠疫之间的惨烈抗争。历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曾经导致数以亿计的生命消亡。
第一次疫情爆发于公元年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这次疫情传播到西欧，在地中海地区肆虐两个世纪之久。
第二次疫情起源于中世纪，疫情延绵了数百年，在这次恐怖的疫情中，鼠疫获得了“黑死病”的称号。鼠疫在欧洲蔓延，3年内死亡人数达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
第三次疫情年在香港地区爆发，随后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等60多个国家蔓延，死亡逾千万人。
鼠疫来临，整个城市被黑暗和死亡笼罩，正如书中所写：
“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
《鼠疫》是加缪在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书里讲的是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疫情之下的众生百态。73年前加缪在《鼠疫》中的很多设想，和当下疫情期间众多情形不谋而合，这似乎也印证了人类本质的普适性。
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关：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当疫情降临在自己头上前，大家都没有太当回事。
一开始，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事情，就像鼠疫刚袭击奥兰小镇的时候，马路上、居民区里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老鼠，少数居民开始出现感染症状，然而这对人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
这一切都不能被阻止……分布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不过是一缕青烟，只有当他们亲眼得见时才会醒悟。
随着病情的严峻，病患增加，省府不得不召开会议。会议中，里厄医生提出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却得到政府官员的反对：他自大无知，仍然坚信这只是一场虚惊。所以所谓的公告，也不过是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发了一条措辞随意的消息。
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即使封城是为了将损害降到最低，但突然的封城让人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的出行被突然限制，许多亲人、朋友、恋人在前几天还相约再见，今后也许就是永别。由于信件可能携带病菌，人们只能通过简短的电报来与外界沟通，在长时间的隔离后，思念的话语渐渐变得空洞乏味。
电话紧缺，只有死亡、出生、婚姻等重大事宜才被允许使用。贸易失去生机，旅游业全停，仿佛困在孤岛的人们开始陷入一种被流放的恐慌当中：表面上，疫病迫使居民同病相怜唇齿相依，同时却割断了他们传统的联系，使每个人重新陷入孤独境地，因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与此同时，谣言死起——喝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致使这两样东西的价格飞涨，不少商人借此大捞一笔。某种程度上，谣言的蔓延甚至比瘟疫更可怕。
接下来死亡的蔓延，更是让这个城市陷入了无尽的恐慌和绝望。
有年轻人跑到诊所，希望能开一张无病证明，离开奥兰。
有市民试图逃窜，但很快被加强管制。
有绝望的病人家属，抓着医生的手臂，大声咆哮：你还有没有良心？
……
在情况初发时，市府便采纳了医生们的建议，决定由市府统一处理殡葬事宜，防止病菌进一步传播。但随着死亡人数增加，棺材成了稀缺品。
于是市府组集中举行葬礼：医院只有五个棺材可供使用。一旦放满遗体，救护车便将其运走。到了墓地，棺材腾出来，铁灰色的尸体放到担架上，送到专门为此拾掇出来的库房等候。
然而，死难者积累的数字远远超过公墓的负荷能力，但救护车上尸体却越堆越高。在省府的一纸命令下，挖出来的遗骸被运往火葬场，焚化炉成为死于鼠疫人们的最终归宿。
新冠期间，死亡的恐惧同样笼罩在武汉这个城市，在这里上演的生死离别，相扶相依无一不让人动容。
90岁高龄的母亲，独自照顾自己64岁的儿子，她在病房里写了这样的留言：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
32岁的孕妇，他的医院，最后花光借来的20万后，仍一尸两命。
女孩看着殡仪车送走爸爸后大哭：“我没有爸爸了，怎么办啊？”
17岁的脑瘫儿，因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被隔离，导致6天后死亡。
9个月大的感染婴儿，在隔离室张开双手，向医务人员求抱。隔着玻璃墙的医务人员，转身泪崩。
一批又一批的医务工作者，冒着被感染奔赴疫区。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与家人的告别都是一场生离死别。
……
在描述疫情中人类共性的同时，加缪也仔细勾画出疫情中一个个独特的个体。他笔下的这些小人物们都负载着他们各自的意义，主人公里厄医生、塔鲁、帕纳卢神父、格朗、科塔尔、记者朗贝尔，身处不同阶层领域、甚至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因为突如其来的鼠疫，聚集在一起接受着人性的考验。在这些不同的人中，你总能照见自己。
志愿者塔鲁
塔鲁无疑是整本书中最让人感动的人物，他代表的人性中纯善的一面。这个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侧影笨重的男人，给人很笨拙又顽固的印象。作为一个志愿者和人道主义者，塔鲁最讨厌的事就是随便的杀戮，这源于他青年时期经历的一场审判。
在这场审判中，塔鲁对被告产生了不可抗的同情与怜悯，并由此对法庭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甚至连自己的父亲（法官）也被他视为无情的刽子手。他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
在鼠疫扩散得超出省政府的控制能力时，塔鲁主动向里厄提出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在这场“战疫”中，他一直都以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行动着，然而就在“封城令”即将解除之前，塔鲁却开始出现鼠疫早期症状，最终他在鼠疫即将告结的前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临走前，他的眼睛仍然放射着勇气的光芒。
里厄亲眼看着最好的战友伙伴离开：里厄此时面对的是一副笑容消失而毫无生气的面具。这个人的形骸，曾经和他那么亲近，现在被病魔的长矛刺得遍体鳞伤......
眼看着沉入鼠疫的疾流中，里厄却无能为力，救不了遇难的朋友。他只能停在岸边，心似刀绞，两手空空，没有武力，孤立无援，面对这场劫难，再一次束手无策。
记录者里厄医生
里厄医生既是整本书的叙述者，鼠疫的见证者，也是医治者。从鼠疫开始爆发到鼠疫结束，全程都有他的参与。里厄自始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