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真实情感研究僧
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后，正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鲁迅把当时的社会比喻成一座封闭的“铁屋子”。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创作了《呐喊》这部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对于当时的黑暗社会，无异于在密闭的“铁屋子”里照进了一道光，划破了黑暗，唤醒了国人。
01黑暗压抑中成长的少年，孕育着救国救民的心
的确，当时的中国愚昧落后，经济萧败，民不聊生，国人麻木不仁，形如行尸走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鲁迅本身也是压抑的。就象他在自序里描述的小时情景：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如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从孩童的视角，去仰视那高出自已一倍的柜台，犹如两座大山一样给人以压迫抑郁的感觉，影射了当时封建礼教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从质铺柜台前递上衣物首饰，从侮蔑中接过钱，马上又递到了药铺柜台，拿了药。一递一接中，钱财没了，换回了只能苟延一时的药，家底不知不觉中又稀簿了几分。在旧社会，人们不但吃不饱，更病不起，一旦病了，就会受制于无良医、药铺的循环压榨，病不给你看好，药还得长期吃。
他祖上也是名门之家，无奈家道中落。偏巧当时父亲久病，遇到的又是杀人庸医，为敛财以慢性病吊着，要他们长期抓药服药，不菲的药钱对衰落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鲁迅先生对这种无良中医药铺，以苟延他人病体为敛财手段深恶痛绝。他之所以一直对中医颇有怨嗔，甚至认为中医就是骗人钱财的伎俩，跟这些童年际遇不无关系。在《呐喊》自序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庭的同情。”
对于无良中医的这些“套路”，鲁迅又在小说《明天》中给予无情的揭露：单四嫂子为了治好儿子的病，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求医过程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并不在于医生的冷漠，甚或于庸医的无能。因为前者出于一种职业的麻木，而后者则实在是能力所限，都还情有可原。最绝望之处是何医生开的方子：“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连单四嫂子这样一个粗女人也能模糊地想到，何医生、贾家药店和自己，正是一个三角点关系。何医生开的药材，非要在贾家的济世老店才有，这说明何贾两家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单四嫂子的求医问药实际上使自己必然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所生的“病”成为替有权势的人聚敛财富的工具，“自救”变成了“自残”的过程，多少人家就这样被毫不留情地吸干榨干。
鉴于此，他在孩提时便心怀悬壶救民之念，弱冠少年便只身前往日本学习西医，也许就带着对中医的一丝不忿，期待用认为“更科学”的西医来实现治病救人的理想。
02笔，是比手术刀更强大的武器
起初，鲁迅是梦想着学医救人，心存为国人打造强健之躯之念，梦想着学成归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
然而在日本医校，课余观影之际，却是看到了国人围观国人做间谍，被外国人处死时的电影画面。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可以想像，鲁迅看到这一幕时，内心是多么的羞愤和悲凉。自己的同胞为外国人侦探，被另一国的人砍头示众，而周围围满了身体强壮的同胞，像围观一只待宰的猪狗一样，神情麻木，仿佛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一般。那一张张看热闹的麻木不仁的面孔，象一只只猪羊，没有灵性，没有血性，没有同情，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些其他的情绪，那一个个强壮的体格，此刻却是装着软弱漠然灵魂的行尸走肉。就象那个被日军砍头示众之人，本来就该如此被众人“鉴赏”一般。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这个画面使他真正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缺强健的身体，更缺的是清醒的灵魂，缺的是能够唤醒麻木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呐喊。改造“国民精神”便成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奋斗一生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于是，第二个学期，鲁迅先生就放弃了学医。因为他意识到，相较于医术，笔，比手术刀更能唤醒中国人的精神，更能救中国于水火。
03哀其不幸，层层剥开旧中国吃人的真相
在《呐喊》这部小说集里，鲁迅对中国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