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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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汉代就有邸报，《说文解字》对“邸”字的解释是“属国舍也”，汉代采用郡国并行制，诸侯朝见要有住宿的地方，在外地称为“馆”，在京师则称为“邸”。南宋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解释鸿胪寺下设郡邸长丞的职能时说：“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这是“邸报”的源起，但目前既没有出土的汉代邸报实物，也没有更详细的记载。
直到晚唐，文学家孙樵在《读开元杂报》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邸报的形态，他当时得到的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按日期记事，没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孙樵记录的杂报内容包括“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非常简短、平实。
孙樵开始并不认识邸报，他自述“樵当时未知何等书”，直到有客从长安来，告诉他这应该是开元年间的东西，才恍然同意。孙樵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他的不熟悉也透露出当时邸报的流传范围是有限的。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唐代邸报的实物，大英图书馆藏有一“敦煌进奏院状”残页，年由斯坦因从莫高窟带走，运往伦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邸报实物。它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年），由当时归议*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进奏官从唐僖宗的行在凤翔发回沙州（今敦煌）的。这份进奏院状长97厘米，宽28.5厘米，无报头，全文两千余字，用毛笔抄写，内容主要是反馈张淮深向朝廷申请旌节的进度，其中也涉及一小部分凤翔的时事状况。
“进奏院状”的称呼延续到了宋代，北宋对进奏院制度进行了改革，不再是由地方派出的官员管理文摘信息的传达，而是由朝廷设立“奏官”，专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整理与传达工作。
得益于两宋生产力的进步和驿路系统的发达，邸报的运行成本降低，关于“邸报”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这时邸报的数量更大，信息也更丰富，民间对邸报也更为熟悉，不再像唐代的孙樵“当时未知何等书”了。邸报本脱胎于官文书，受限于篇幅，邸报上的文章经常是官文书的摘要，而不是全文，宋人汪应辰在《与李运使书》中就说：“垦田之议，顷于邸报中见之，颇讶其首末不贯穿。今得见全文，幸甚。”
除了汪应辰外，宋代许多著名文人也都阅读并讨论邸报。王安石《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诗中说：“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苏轼则有诗云：“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陈宓、陈杰各自有《阅邸报》诗在文集中……无论讨论的内容为何，阅读邸报已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明清时期，邸报的编写职能收归通*使司所有，这时印刷术已相当成熟，但因为邸报的时效性，还是以官员抄写为主。明代各省布*使司等要害部门会在北京、南京设“提塘官”，负责运送邸报，同时掌管文书转迁，清代依然设提塘官一职。邸报本身依然限于官府内部，但是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牟利的商人，在商业的介入下，阅读邸报变得更容易，邸报也因此一步步走向市井之中
来源
中国普法